1969年是中苏关系紧张的一年，两国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一年10月，身在杭州的为应对当时紧张的局面，向部下口授了四条命令。由于没有遵守程序，制造的局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事后，后悔莫及，题了四个字警戒自己！

　　那么，当时发生了啥状况？未按程序做了哪些事？事后他写给自己的四个字是什么呢？

　　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就慢慢的开始出现了摩擦，一向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的苏联，试图控制中国。而中国虽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学习，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不希望受到他国的干涉。

　　1960年，苏联在没有告知中国的前提下，把派往中国助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千多名苏联专家撤回，单方面撕毁了大量的合约，给正处于经济建设阶段的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我们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本国的经济已经不容乐观。而苏联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甚至还要求我们偿还欠款和物资，试图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实施碾压。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在1964年还清了苏联的所有欠款。而中苏之间的裂痕在逐渐加大。终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

　　自1860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之后，原本属于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变成了两国的边界河，纠纷从此不断。河道之间的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就产生了矛盾。珍宝岛就是这些岛屿中的一个。

　　苏联曾经在我建国之前出兵东北，并占领了珍宝岛。后来，在我国的交涉下，承认了是中国的领土，并交还给我国。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又重新想要占领珍宝岛，于是，在我国边境不停寻衅。起初，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化，中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

　　然而，苏联得寸进尺，于1968年出动坦克，在距离珍宝岛两千米远的七里沁岛制造了件，中国这次给以了严厉回击。

　　1968年12月到次年的2月，苏联军队又连续多次登陆珍宝岛，殴打当地军民，忍无可忍的中国决定予以痛击。3月，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和打埋伏的方式，与苏联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把苏军击退，以较小的代价重创了苏军。

　　以强大军事实力著称的苏联，在明显占据数量、武器装备优势的情况下吃了败仗。消息传回苏联国内，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听到后，气得直跺脚，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打击。

　　为了应对苏联可能采取的“核打击”，毛主席提出了“广积粮，深挖洞”的号召，同时做出了国家高层领导人分散到各地办公的指示。

　　在杭州思考怎么样应对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局面。思考成熟后，叫来秘书张云生，口授了四条口令，内容有全军做好紧急备战准备，加强武器装备的生产，发生突然袭击时紧急疏散等内容。让张云生把这一些内容记录下来传达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同时让张云生拿给叶群看看。

　　张云生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先和叶群碰了头，叶群表示没什么意见。张云生倒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依规定，这一些内容涉及到调动军队，需要向毛主席指示。

　　叶群了解在战争时期养成了先斩后奏的习惯，但是，在和平时期，更应该依规定来。于是，他们两个约定，叶群向毛主席请示，张云生传达内容给黄永胜。

　　然而，张云生在传达之前，以为叶群已经向毛主席做了请示，便在没有正真获得确认之前给黄永胜传达了内容。而叶群并没有向毛主席请示。

　　当时，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提出了如何传达这些指示的问题，黄永胜说电话即可。而阎仲川回去后，觉得事情重大，还是安排值班室整理出了一份电话稿，命名的时候，他自作主张，按照首长加编号的形式命名。于是，就变成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并传达给全军。

　　紧接着，全军开始行动起来，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一个动作，引起了其他几个国家的注意，四周的国家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也相继进入紧急状态。

　　当毛主席收到这份电话稿时，已经是第二天，他既对的不加请示、擅作主张而生气，更为以其名字命名的文件生气，因为这类重要文件从来都是以国家名义下达的。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震惊。找来黄永胜，询问情况。黄永胜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并没有给文件命名。为此，他只好去问阎仲川，阎仲川说他只是按照惯例，给文件编了个号而已。

　　叶群得知了毛主席的态度后，也把怨气撒在了阎仲川身上，认为他这是帮了倒忙。可她没想到，这件事的根源其实在，如果照章办事，能按照应有的程序去做，该请示时请示，该沟通时沟通，还会出现这样一种误会吗？

　　知道这件事后，内心也非常后悔，他无法辩驳，有口难言，于是，提笔写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后来，勃列日涅夫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权衡利弊，没有对中国发动核战。中国避免了一场战争。这跟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对待侵略者的态度有关。也与大家都能按程序办事，克己复礼，听从当的领导，全国上下保持一心有关。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自古是讲究按照礼仪办事的国家，不管有多大本身，该遵守的纪律一定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