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多如过江之鲫，却鲜有人知晓其中有一位风流倜傥的将领，他虽然纳妾四十余位，却在国难当头时倾尽家财投身抗日；他虽然出身袍哥，却能在危急存亡之际率部血战日寇；他虽然是蒋介石的义子，却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位传奇人物就是被称为＂川将＂的范绍增。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个＂好色军阀＂最终成为了一位抗日英雄？他又是如何在蒋介石的布局中反将一军的呢？

　　清末民初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大竹县的一个普通农家，13岁的范绍增因为沉迷赌博，与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那时的四川，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叫＂袍哥＂，这是一个由草莽英雄组成的江湖帮派。范绍增逃出家门后，正好遇到当地的袍哥堂口在招收新人。

　　1910年的一个雨夜，年仅13岁的范绍增跪在袍哥祖师爷关公的神位前，端起装满黄酒的＂八角杯＂，一饮而尽。从此，这个少年正式成为了袍哥组织中最小的一名成员。在袍哥堂口里，范绍增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才智。他不但武艺过人，更善于察言观色，为人处世圆滑老道。仅仅三年时间，他就从最底层的＂小弟＂升到了＂护法＂的位置。

　　1917年，20岁的范绍增在一次帮派冲突中，带领数十名弟兄与对家厮杀，不但全身而退，还俘虏了对方堂主。这一战，让他在四川江湖上声名鹊起。当年冬天，他被推举为袍哥大爷，成为大竹县最年轻的帮派头目。

　　就在范绍增春风得意之时，四川军阀杨森派人找到了他。原来杨森早就注意到这位年轻有为的袍哥头目，想要将其收编入伍。在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拥兵自重。杨森看中了范绍增的组织能力和带兵天赋，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范绍增欣然应允，带着自己的几百名袍哥兄弟加入了杨森的部队。

　　在军队里，范绍增如鱼得水。他懂得带兵之道，更知道怎么笼络人心。每逢战事，他都冲锋在前；打了胜仗，他总是将功劳让给手下的将士。短短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普通的连长，一路升到了团长。到了1922年，杨森破格提拔他为师长，统领数千人马。

　　这时的范绍增已经今非昔比。他不再是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袍哥头子，而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军事主官。他开始结交各路军政要员，在四川的政坛上崭露头角。尤其是在1924年的一场军事行动中，范绍增率部奇袭敌军大本营，一举击溃了当地的一支叛军，这一仗不但让他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更为他赢得了＂川将＂的美誉。

　　范绍增骁勇善战的名声传遍四川，各路军阀都开始拉拢他。而他则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在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到了1927年，他的部队已发展到了一个军的规模，成为了四川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范绍增在四川慢慢的变成为了一方诸侯。1928年春，他选择在大竹县城南郊外的一片山林中，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取名＂范庄＂。这座庄园占地数百亩，光是主建筑就有三进四出，仿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精心设计。

　　范庄的建设可谓是耗尽心血。大门采用了南方特有的马头墙，正厅装饰着从上海定制的水晶吊灯。庄园内不但有西式的舞厅和台球室，还特意建造了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戏台。最令人称奇的是，范庄内还建有一座小型动物园，豢养着从各地购来的狮子、老虎和黑熊等珍稀动物。

　　庄园的东侧是一片人工湖，湖中筑有九曲桥，桥的尽头是一座两层楼高的水榭。每到夏日，范绍增就会在水榭中举办诗会，邀请四川各界名流把酒言欢。水榭旁边还有一座专门的游泳池，这在当时的四川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奢侈设施。

　　范庄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众多的厢房。这些厢房沿着庄园内的小径依次排开，每间都有专门的园丁和仆人打理。这些厢房就是范绍增众多妻妾的居所。据当时的管家记载，范庄内常住的女眷超过四十人，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岁，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

　　每位夫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生活区域，从家具摆设到日用品，都是根据各人喜好特别定制。有的夫人喜欢京剧，范绍增就为她们请来了京剧名伶授课；有的夫人爱好绘画，他又从上海聘请画师来庄园教授。这些夫人中，有的是商贾之女，有的是名门闺秀，更不可思议的是几位是从上海请来的歌女。

　　1929年，范绍增在上海结识了高层。在一次饭局上，他与宋美龄相谈甚欢。宋美龄对这位豪爽的川将颇有好感，主动提出让范绍增成为她和蒋介石的义子。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就这样，范绍增摇身一变，成为了民国的＂干儿子＂。

　　成为蒋介石的义子后，范绍增在范庄的生活更加奢靡。每到夜晚，庄园内的灯火通明，歌舞升平。他经常在庄园内举办宴会，宴请各方要员。酒宴上不但有川剧名伶献艺，还有从上海请来的爵士乐队演奏。宴会经常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范庄俨然成为了四川最负盛名的社交场所。

　　然而，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这一条消息传到范庄时，正值范绍增举办一场盛大的赏月宴。当晚的宴会戛然而止，范绍增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范绍增便召集了范庄内的所有妾室，向她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变卖家产筹集军费，组建新的抗日部队。在场的四十多位妾室无一人反对，纷纷摘下身上的金银首饰，交给范绍增用作军费。

　　首先被变卖的是范庄内的珍贵收藏。那些名贵的字画、瓷器、玉器，统统被装箱运往重庆拍卖。光是这批收藏品就为范绍增筹集了二十多万大洋。接着，他将庄园内的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也卖了出去，又得到十余万大洋。

　　最令人震惊的是，范绍增开始安排自己的妾室改嫁。他给每位妾室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然后托人为她们寻找合适的对象。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有二十多位妾室改嫁。这些妾室的嫁妆钱，全部用来购买军火和装备。

　　1932年春，范绍增将范庄改造成军营，开始招募新兵。他在庄园的戏台上竖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前来应征。原本用来跳舞的大厅变成了军事会议室，豪华的厢房成了士兵的宿舍。那座专门用来游泳的池子，也被改造成了训练场。

　　范绍增亲自督导新兵训练。他将自己在军中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特别注重实战演练。为了让士兵们熟悉山地作战，他带领全营官兵在大竹县的群山中进行艰苦的训练。白天负重急行军，晚上野外宿营，经过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一支精锐的山地部队初具规模。

　　1933年夏，范绍增的部队接到命令，要求北上支援长城抗战。临行前，他将剩余的家产全部变卖，又筹集了一笔军费。范庄内最后的十几位妾室也在这时候陆续改嫁，她们的嫁妆同样用来购买军需物资。

　　部队开赴前线的那天，范绍增站在曾经歌舞升平的范庄大门前，向官兵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我范绍增虽然一生荒唐，但国难当头，愿以余生报效国家。＂话音未落，全营将士齐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声震山谷。

　　在北上的途中，范绍增的部队不断扩充。很多听说他变卖家产抗日的青年，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到达河北时，他的部队已发展到一个师的规模。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很快就在长城抗战中崭露头角。

　　1933年10月，在喜峰口战役中，范绍增率部担任正面突击任务。他的部队利用夜色，沿着陡峭的山崖攀爬而上，突袭日军阵地。这次战斗中，范绍增的部队全歼了一个日军大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场胜利不仅打出了范绍增部队的威名，也证明了他组建的这支部队确实是一支能战之师。

　　1934年春，范绍增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求他率部返回四川，协助刘湘＂整顿＂川军。表面上，这是一道普通的军令，实则暗藏玄机。当时的四川军阀势力复杂，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为首的各支部队互不统属。蒋介石想要通过范绍增这个＂义子＂来削弱四川军阀的实力。

　　范绍增回到四川后，蒋介石立即任命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与刘湘搭档。这个任命看似是对范绍增的重用，实则是让他与刘湘形成制衡。蒋介石还特意在范绍增的部队中安插了几名亲信，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监视范绍增的一举一动。

　　1935年夏，蒋介石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范绍增将部队拆分，一半并入刘湘的部队，另一半调往湖北。这道命令的真实目的是要分散范绍增的军事力量。然而，范绍增并没有立即执行这个命令，而是以＂部队整编未完成＂为由拖延时间。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当地军阀为了自保，纷纷避其锋芒。范绍增却主动请缨，率部与红军在川北地区展开了多次遭遇战。在这些战斗中，范绍增发现红军虽然装备简陋，但战斗意志顽强，组织纪律严明。这些战斗经历让他对国共之争有了新的认识。

　　1936年初，蒋介石再次下令要求范绍增交出部队指挥权。这一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何应钦，带着一份早已拟好的任命书：范绍增将被调往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顾问。这个职务看似显赫，实则是个闲职，目的是要将范绍增调离四川，彻底解除他的军权。

　　何应钦来到成都后，先是设宴款待范绍增，席间多次暗示如果范绍增配合中央的调动安排，将来必有重用。范绍增对此不置可否，只是一再推说需要一些时间安置部队将士。何应钦见软的不行，又搬出了蒋介石的名义，强硬要求范绍增立即交出兵权。

　　就在各方势力角力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条消息传到四川后，范绍增立即采取行动。他一面派人联络张学良，表示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面秘密调动部队，控制了成都周边的几个重要关卡。

　　何应钦见势不妙，匆忙离开成都返回南京。范绍增则趁机与其他川军将领密商，提出组建＂川军总指挥部＂的建议，以对抗中央的分化政策。这个建议得到了刘湘、邓锡侯等人的支持。至此，蒋介石试图通过范绍增来削弱川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范绍增再次面临重大抉择。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挥金如土的川军将领，而是一位经历了军旅磨砺的统帅。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他立即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应对之策。

　　在成都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范绍增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他建议川军各部放下成见，统一指挥，共同抗击日寇。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川军将领的赞同。随后，他又派出使者，分别前往重庆和延安，与、进行接触，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

　　1937年8月，范绍增率部开赴徐州前线。临行前，他回到了已经改作军营的范庄，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上，他将自己积累的军费分发给各部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那些曾经富丽堂皇的厅堂，此时已经被改造成了军需仓库；昔日莺歌燕舞的园林，也变成了练兵场地。

　　抵达徐州后，范绍增的部队被编入第五战区。在随后的台儿庄战役中，他的部队担任主力突击任务。在一次关键战斗中，范绍增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占了日军的一处炮兵阵地，缴获了大量火炮和弹药。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初，日军对徐州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激烈的巷战中，范绍增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在一次阻击战中，他的指挥部遭到日军炮火袭击，但他仍坚持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徐州会战后，范绍增的部队转战至武汉战场。在这里，他采用了游击战术，带领部队在敌后展开破袭行动。他们炸毁铁路、切断补给线、袭击日军驻地，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这种灵活的战术，显示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老套路。

　　1939年春，在一次突袭日军运输队的行动中，范绍增中弹负伤。他拒绝后撤治疗，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几天后，伤势恶化的他不得不被送往后方医院。在送医途中，他仍在询问前线战况，并且口授了最后的作战命令。

　　范绍增在医院躺了三天后伤重不治。临终前，他将贴身携带的一个皮箱交给了副官。箱子里装着他这些年来记录的作战日记和一些未完成的战术研究笔记。此外，还有一封写给部队将士的信，信中详细说明了他对部队未来发展的规划。

　　就这样，这位从四川军阀混战中崛起，后来投身抗日战争的将领，在战场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从纸醉金迷的范庄，到硝烟弥漫的战场，范绍增的人生轨迹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的沧桑巨变。他的结局，也成为了无数抗日将领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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